苏曼殊以僧名风闻那个时代。以他的才情,他的胆识,时人少有能出其左右。但他却袈裟披肩风雨一生。他十六岁出家,多半是以一种无言的行为抗争其多舛的命运。他以半僧半俗的形象参加了革命党,而被世人称之为奇人,或许,奇就奇在他冷寂的面孔下蕴藏了多彩的人生。
苏曼殊的生母是一位日本女子,名叫若子,是他父亲苏杰生的第四房妻河合仙氏的妹妹。苏家是广东的巨族,长年在日本横滨经商。若子生下苏曼殊三个月后就离开了他,苏曼殊由其父苏杰生带回了国,由河合仙氏抚养。童年的苏曼殊没有感到多少家庭的温情,他在倍受冷漠的环境中一天天长大。族人对这个异族所生的孩子总是看不惯,苏杰生的妻子陈氏更是把河合仙氏和曼殊看作眼中钉。河合仙氏受不了白眼,只好返回了日本。这一年,苏杰生经营亏本,回到广东,从此家道渐渐中落。
苏曼殊十二岁那年,苏杰生去上海经商,留曼殊在家乡读私塾。养母河合仙氏从日本给他寄来的钱全被陈氏吞没。不久,曼殊大病一场,病中的曼殊被家人扔在柴房里气息奄奄而无人过问。后来,他又奇迹般地活了下来。这一经历给幼小的曼殊沉重的打击,以至他小小年纪竟然看破红尘,而去广州长寿寺由赞初和尚剃度出家,然后受具足戒,并嗣受禅宗曹洞宗衣钵。但他毕竟是个孩子,有一次他偷吃鸽肉被发现,只得出了庙门。
十五岁那年,苏曼殊随表兄去日本横滨求学,当他去养母河合仙氏老家时,与日本姑娘菊子一见钟情。然而,他们的恋情却遭到苏家的强烈反对。苏曼殊的本家叔叔知道这事后,斥责苏曼殊败坏了苏家名声,并问罪于菊子父母。菊子父母盛怒之下,当众痛打了菊子,结果当天夜里菊子投海而死。失恋的痛苦,菊子的命运,令苏曼殊深感心灰意冷,万念俱灰。回到广州后,他便去蒲涧寺出了家。从此,开始了他风雨飘泊的一生。
苏曼殊是情僧。面对关河萧索的衰世惨象,苏曼殊痛不欲生。渡湘水时,他作赋吊屈原,对着滔滔江水长歌嚎陶。后来,他以自己与菊子的初恋为题材创作了情爱小说《断鸿零雁记》,感慨幽冥永隔的爱恋之苦,也引得不少痴情男女泪湿襟衫。苏曼殊因爱情不幸,也曾流连于青楼之中,但他却能洁身自好,与青楼女子保持适当的距离。他死后被葬于西泠桥,与江南名妓苏小小墓南北相对,任几多游人唏嘘不已。
苏曼殊是诗僧,他为后世留下了不少令人叹绝的诗作。1909年,他在东京的一场小型音乐会上认识了弹筝女百助。因相似的遭遇,两人一见如故。但此时的曼殊已了却尘缘,无以相投,便垂泪挥毫,写了一首诗:“鸟舍凌波肌似雪,亲持红叶索题诗。还卿一钵无情泪,恨不相逢未剃时。”读来令人柔肠寸断。他在日本从事反清活动时,时常为故国河山破碎而感伤。他在《忆西湖》中这样写道:“春雨楼头尺八箫,何时归看浙江潮?芒鞋破钵无人识,踏过樱花第几桥?”在反清活动处于困境之时,他曾想以死警醒国人,因而作诗:“海天龙战血玄黄,披发长歌览大荒。易水萧萧人去也,一天明月白如霜。”虽然蹈海警世没能成真,但留下的诗篇却使人热血沸腾。
苏曼殊还是一位画僧。他的画格调不凡,意境深邃。他曾做《写忆翁诗意图》,配诗“花柳有愁春正苦,江山无主月自圆”,其亡国之痛溢于纸面。曼殊作画,不仅为抒写怀抱,还想以此为反清革命作出更多贡献。1907年章太炎等人在东京办《民报》遇上经费困难,曼殊主动提出卖画筹钱以解困。
苏曼殊还是一个爱国的革命僧人。他在东京加入过兴中会、光复会等革命组织。1903年,他在日本参加了反对沙俄侵占我国东北的“抗俄义勇队”,同年他在上海参加了由章士钊等人创办的《国民日报》的翻译之作,为声援章太炎、邹容,反对清廷查封《苏报》做了大量工作。他也醉心于宣传无政府主义的救国思想,赞同暗杀活动。他甚至还曾打算去刺杀保皇党首领康有为。后经人劝阻而终止。辛亥革命后,袁世凯窃取了胜利果实,并暗杀了宋教仁,从而引发了李烈钧等人发动的“二次革命”。苏曼殊又积极参加反袁斗争。
情僧、诗僧、画僧、革命僧,如此一位集才、情、胆识于一身的苏曼殊,竟然半僧半俗地孤独一生。1918年,他经过三十五年的红尘孤旅,留下八个字:“一切有情,都无挂碍”,然后离开了人世,给后人留下了无尽的感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