翻译

　　皇上亲临南郊祭天、太庙祭祖的典礼，写在典册上的祷祝文字都称“恭荐岁事”。先到景灵宫荐享，称之为“朝献”；然后到太庙行祭，称之为“朝飨”；最后才到南郊祭天。我在编集《南郊式》时，曾参与讨论，每每怀疑这三项典礼的次序：如果以先祀者为尊，则祭天的郊祀不应在祭祖的庙祀之后；如果以后祀者为尊，则景灵宫之祀又不应在太庙之前。考察这种次序的由来，它原是有所因袭的。按唐朝的旧制，凡是祭祀上帝，则对众多神庙都预先派遣使者祭告，只有太清宫、太庙的祭祀，皇帝才亲自参加。所有典册祷祝文字都称：“定于某月某日，到某处行祭，不敢不祷告于神灵。”太清宫、太庙的祭祀称为“奏告”，其余诸神庙称为“祭告”，只有南郊之祀才是按规定进行的正式大典礼。至天宝九载，却又下诏说：“所谓‘告’，本是在上位者对下属谈话的用词。今后太清宫的祭礼应该称为‘朝献’，太庙的祭礼称为‘朝飨’。”自此以后，“奏告”的名目就不用了，太清宫、太庙的典册祝文遂皆与按规定进行的郊祀大礼无别。

　　正衙的法座，是由香木制成，再用黄金装饰，四条腿，圆角，它的前部略为凹陷，座面上覆盖着藤织物。每当皇帝出巡，就让一个老太监在马上抱着它，称为“驾头”。皇上车驾后的曲盖称为“筤”，左右两柄扇子夹着筤，总称为“扇筤”。扇和筤都绣有花纹，有的扇筤所绣的花纹还是用金线绣的，这就是古代的“华盖”。

　　唐代翰林院在皇宫内，这里是皇帝平日起居之处，浴堂殿、承明殿、金銮殿都在此院附近。所有在翰林院供职的人员，自学士以下，以及各技艺部门的人隶属本院的，都可称为翰林，如现在的翰林医官、翰林待诏之类都是。只有翰林茶酒司，现在只称翰林司，是由于习俗相沿而省称。

　　唐朝制度，自宰相以下官员，新任命时都没有皇帝传旨入使就职的礼节，只有学士是传旨就职的。这是由于学士院在皇宫内，除非皇帝派宦官传旨召入，否则就不能入内任职。所以学士院门另设有旁门，也是为了以此门连通皇帝居住的殿庭。学士院又开有北门，是因为该院在浴堂之南，便于出北门应召。现在新任命的学士，由东华门进入，到左承天门下马听命，然后由院中两吏人一前一后引至东上閤门下，这也是用唐代旧制的典故。不过唐代传旨召学士而由东门进入，是因为那时学士院在西掖门内，所以要从翰林院东门赴召，这个东门并非如现在的东华门。至于唐代学士院设置铃索的故事，也因为该院在皇宫内，即使是院中吏人也只在本院正厅的门外活动，则本院森严禁密的程度可知。如今学士院在皇宫之外，与朝廷各机构无异，而也设置铃索，都不过是徒具形式的文饰故事而已。

　　学士院玉堂，太宗皇帝曾亲自临视，至今只有学士上任之日才可以坐到大堂的正座上，其他日子都不敢擅自坐上去。按旧例，堂上有起草文件用的台子，学士每起草诏制，即穿戴好官服端坐于台前。现在不再这样做，就只剩一个空台子了。玉堂东面翰林学士承旨的閤子，窗格上有一块被火烧灼过的地方。太宗曾夜间来到玉堂，苏易简为学士，已经睡下而匆忙起床，无烛火照明穿戴官服，随从太宗的宫女就从窗格子里伸进蜡烛给他照明。至今学士院不打算更换这扇被烧灼过的窗子，以为它代表了玉堂的一件盛事。

　　东、西头供奉官，原本是唐代从官的名号。自永徽年间以后，皇上常居住在大明宫，在大明宫另外设置从官，称为“东头供奉官”。而西边大内的原有从官也不废除，称为“西头供奉官”。

　　唐代制度，中书、门下两省的供奉官东西对立，称作“蛾眉班”。本朝初年，供奉官在百官之前横列。王溥由宰相改任太子太保时，一品班在供奉班的后面，朝廷于是下令供奉班依旧东西对立。庆历年间，贾昌朝担任中丞时，他认为东西班互相作揖不符合礼法，朝廷又下令供奉官横列。现今供奉官在殿外初叙班的时候，东西分立；百官上殿重新排好班次后，供奉官又改为横列；参拜皇帝完毕后，供奉官又重新东西分立；百官分班退出大殿后，供奉官才出殿。这种方式是参用了以前的制度。

　　中国的衣冠服饰，自北齐以来，便全用北方少数民族的服制。袖子窄瘦、或红或绿的短上衣，长筒靴，有装饰蹀躞的腰带，这些都是北方少数民族的服装。袖子窄瘦便于驰射，短上衣、长筒靴都便于过草地。北方少数民族喜欢茂盛的草地，经常居处其间，我出使辽国时都曾亲眼看到，即使他们的王庭也在深草之中。我到辽国王庭时，正碰上刚下过雨，此时过草地，衣裤都沾湿了，只有辽人都无沾湿。他们腰带上所缀的蹀躞，大概是为了佩带弓剑、手巾、算袋、刀子和磨石之类东西的。后来虽然去掉了蹀躞，而仍然保存着蹀躞的环。这种环是用来衔着蹀躞的，就像马车上络马股的革带上的套环，也就是现在腰带上的銙。天子的腰带必以十三环作为分节的装饰，唐初武德、贞观年间也还是这样。开元年间以后，虽然因袭了旧的习俗，而腰带变得稍稍宽大起来。但带钩还是在腰带前端穿孔固定的，而本朝添加分等级的挞尾，表示礼制文明的意味就更浓厚了。

　　幞头，又叫“四脚”，就是四条带子。两条带子系在脑后下垂；另两条带子由下巴颏下折返，系于头顶上，所以幞头又叫“折上巾”。唐朝制度，只有人主的幞头能用金属线支撑的硬脚。晚唐时，地方镇守官专擅权力，开始僭越本分而用硬脚。本朝的幞头，有叫做直脚、局脚、交脚、朝天、顺风的五种，只有直脚的一种是不论贵贱都通行服用的。又老百姓所戴的头巾，唐人也称之为“四脚”。大抵两条带子系于脑后，两条带子系于下巴颏下，是为了在劳作时幞头不致脱落；若无事时，则都反系于头顶上。今人通行直脚而不复系于下巴颏下，则前面的两条带子都成为无用的设置。

　　我刚兼任史馆检讨时，参与讨论枢密院札子所问宣头文件的来历。我考察唐代旧事，中书舍人职掌起草诏诰，都写成四份，其中一份为底本，一份为宣本。这个“宣”本指由宫廷颁行出来，在初并未用作文件的名称。晚唐枢密使自宫廷中领受皇帝旨意，出而交付中书省，即称之为“宣”。中书省承受之后，抄录一份于文件簿，就称之为“宣底”。现在史馆中还保存有《梁宣底》二卷，就像现在的“圣语簿”。后梁初置崇政院，专掌传达皇帝的机密诏命；至后唐庄宗恢复枢密院，使郭崇韬、安重诲为枢密使，枢密院才开始分领军政大权。当时枢密院传达皇帝旨意的文件不经由中书省，而直接颁行于下级部门的，就称为“宣”，如同中书省所颁行的“敕”；至于较小的事体，则由枢密院发头子，中书省拟堂帖。至今枢密院仍用宣及头子。本朝枢密院也用札子，但中书省的札子，宰相的签名画押在上面，名次在后的宰相及参知政事（副宰相）的签名画押依次向下排列；枢密院的札子，则长官的签名画押在下面，副长官的签名画押依次向上排列，以此与中书省的札子相区别。枢密院的头子，只在供给驿马之类的小事情上使用。

　　朝廷百官拜见宰相于中书省，凡各部门长官以下的官员，待中书省吏人高喊一声“屈躬”，即小碎步趋前进入。宰相向来者作揖并上茶水，司仪都高唱口号，称为“屈揖”（来者屈身还揖）。有待制以上衔名的高级官员来见，则吏人只传“请某官”，更不行屈揖之礼，而直到会见结束前还不断上茶。会见时，宰相都在座席的南面横向设置百官的座位，来者若为升朝官则坐，若为京官以下官员则站立。皇帝在后殿接见臣僚，凡有待制以上衔名的官员都自报官职姓名并行拜舞之礼；其余众官则但行拜见礼，既不自报官职姓名，也不舞蹈。百官在中书省见宰相礼仪较简，略显得受到尊重，这是表示同为朝廷官员的身份是平等的；在皇帝面前则礼仪较繁，身份略显得低微，这是根据礼制规定而降低等次的做法。

　　唐代的旧制，丞郎拜官后，要到笼门答谢。现今三司副使以上的官员拜官，就在子阶上跪拜、舞蹈；这以下的官员拜官后，就在子阶下跪拜，但不舞蹈。这也是沿用唐代笼门谢恩的旧制。

　　翰林学士院的第三厅，因为学士閤子的正前面有一棵巨大的槐树，一向号称“槐厅”。旧时相传住过此閤的学士后来多至入为宰相，所以诸学士争槐厅，以致有到任即强行搬出前任者的行李而占据此阁的。我做翰林学士时，曾亲眼看到过这样的事。

　　《集贤院记》记载：“开元间的旧制，凡校书官都可称为‘学士’”。现在担任三馆职事者都被称为“学士”，用的还是唐开元间的旧制。

　　馆阁校书重新缮写誊清的定本，遇有书写错误的地方，即以雌黄涂抹误字。我曾考察比较改字的方法，用刀刮削擦拭则容易伤纸破损，用纸贴住误字则又容易脱落；用铅粉涂抹则不容易盖住误字，要涂好几遍才能使误字漫灭。只有用雌黄涂抹，则一涂即能漫灭误字，且所涂久不脱落。古人以其与铅粉并称“铅黄”，可见雌黄的使用是久有来历的。

　　我在担任鄜延经略使时，新建了一处办事机构，叫做五司厅。延州府的正厅是都督厅，治理延州的事务；五司厅治理鄜延路的军务，有如唐代的节度使等机构。所谓“五司”，指的是经略司、安抚司、总管司、节度司、观察司。唐代制度，凡方镇长官皆带节度使、观察使、处置使的职名。现在节度使的职权多归于总管司，观察使的职权归于安抚司，处置使的职权归于经略司。其中节度、观察两个机构及其所属的幕职支掌官、推官、判官，如今都仅仅治理州事而已。经略司、安抚司不设置副职，是因为地方的军事统领之权不可不专擅。都总管、副总管、钤辖、都监虽共同签署军事文书，却都受经略使的节制。

　　银台司兼管门下省的封驳事务，这是给事中的职责，所以银台司应当隶属门下省，然而旧制却隶属枢密院。银台司行文到寺监都采用札子，寺监向它行文则用申状，即使三司向它行文也称“上银台”。银台司的主管不论官品高低，初冬时朝廷都要赏赐他翠毛锦袍。如果任主管的是学士以上的官员，那么就根据他原来的官品进行赏赐。处理公务时如果使用的是枢密院非主要官署的官员，则主管按枢密院的级别发给伙食补助，实际上是枢密院的下属机构。

　　前代国家藏书，都隶属于几个地方，这是为了防止因水、火灾害而散亡。现在三馆、秘阁的藏书共有四处，然而都在崇文院中。其间国家图书多被人盗窃，士大夫之家往往可以得到。嘉祐年间，朝廷置编校书籍官八员，以四馆之书互相校雠，并配给书写吏等百余人，将所校之书全部以黄纸缮写装订成大册的书本，从此私家才不敢擅自收藏。不过这次校雠持续了好几年，仅能校完昭文馆一馆的书籍就停止了。

　　旧时翰林学士地位清贵亲近，都不兼任其他事务。文馆的职任，自校理以上，都有贴职钱，只有内外两制官不添给。杨大年久为学士，家境清贫，请求外任地方官，其章表达千余言。其中有两联文字说到：“空占着甘泉宫侍从之臣的职位，最终却成为像若敖氏一样的饿鬼；孔子的随从弟子们病饿得不能起，东方朔也渐渐饥饿得要死。”

　　京师百官上任之日，只有翰林学士奉旨设宴可以用乐舞，其他官员，即使是宰相，也没有这种礼仪。宴会所用的乐工和歌舞艺人，都由开封府指定招集。陈和叔复为翰林学士，当时他权知开封府事，遂不用歌舞女艺人。学士院奉旨设宴不用女艺人，自和叔开始。

　　礼部贡院考试进士之日，在阶前设置香案，主持贡举的官员与参加考试的举人对拜，这也是唐朝旧制。举人所坐的考位，一应物品的供给陈设甚为排场，有关部门还给准备茶水和饮料。至于学究科的考试，则帐幕毡席之类的用品全都撤去，也没有茶水，考生渴了就喝研墨用的水，以致人人都染黑了嘴巴。这并不是要故意与考生为难，而是为了防止有人利用毡幕和送水的人私下传递所考的经义。因为以往曾有这样做而败露的，所以现在要事事为之防备。欧阳文忠曾有诗说：“焚香礼进士，彻幕待经生。”以为对待二者礼数上的轻重如此悬殊，其实这中间自有原因。

　　嘉祐年间，贡院奏上进士名册后，尚未殿试，京师已妄传王俊民将为状元。这种传言不知是从哪里来的，人们也不知道王俊民为何人。等到殿试时，王荆公当时为知制诰，与天章阁待制杨乐道二人同为详定官。按以往的制度，殿试举人设初考官先阅试卷，确定合格者的等次；再封弥试卷，送覆考官审核，进一步确定等次；然后才交付详定官，拆封看初考官所定的等次，以与覆考官所定的等次对照，如果二者相同就不再变动，如果不同就再详阅不同者的试卷，或从初考官所定，或从覆考官所定，均不得另外确定等次。其时王荆公以为初考、覆考所定的第一人都不允当，欲从名册上另外取一人为状头；杨乐道坚持旧有的法规，不同意这样做。二人的争议还没有结果，太常少卿朱从道这时为封弥官，闻知此事，就对同掌封弥的人说：“二公何必要力争，我在十天前就已听说王俊民为状元。其事必然是预先定下来的，二公只不过自寻烦恼罢了。”稍后二人各以自己的意见进呈禀奏皇上，而皇上诏令采取荆公的意见。等到发榜，状元果然是王俊民。详定官得以另立进士名次由这次开始，后来遂成为定例。

　　选人不能乘马入宫门。天圣年间，以选人担任馆职，始于欧阳修、黄鉴等人，他们都自左掖门下马入馆，当时称他们为“步行学士”。嘉祐年间，在崇文院设置编校局，校官都允许乘马至院门。后来中书五房设置习学公事官，他们也按惯例可以乘马到官署。

　　皇上的车驾出行时，队伍的前驱，即古代的清道。其次是卫仗。卫仗，对照阑入宫门法，就是古代的外仗。队伍的中间部分称为禁围，就是殿中仗。《周礼·天官·掌舍》说：“没有宫殿，就让人站立着代表门。”今天这样的人称为“殿门天武官”，从天下挑选八名个子最高的人。皇上到前殿坐朝时，这八个人就持钺站立在紫宸门下；皇上出行的时候，他们就站立在禁卫门下，他们行走在仪仗、马队的前面。还有衡门十人，队长一人，挑选武艺超群的人担任。皇上往后殿听政时，他们执挝东西对立在殿前，这就是古代称为虎贲、人门的人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