死之争议

　　韩非之死争议　　韩非之死，史籍有两种说法。　　一是司马迁的《史记·老子韩非列传》，这也是迄今为止韩非之死的母本说法和主流说法：“李斯、姚贾害之，毁之曰：‘韩非，韩之诸公子也。今王欲并诸侯，非终为韩不为秦，此人之情也。今王不用，久留而归之，此自遗患也。不如以过法杀之。’秦王以为然，下吏治非。李斯使人遗非药，使自杀。”　　另种说法，较少为人提及，见于《战国策 秦五 四国为一》（以下单列篇名），原文较长，兹概述其意。四国联兵进攻秦国，姚贾毛遂自荐，出使四国，消除了这次兵灾。“秦王大悦，贾封千户，以为上卿。”韩非得知此事，到秦王面前说了一通，意思是姚贾这人怎么有问题。秦王责问姚贾，姚贾对答如流，一番说话，比韩非说的漂亮多了。结果，“秦王曰：‘然’。乃可复使姚贾而诛韩非。”——姚贾没事，韩非被杀。（诛在先秦，并非只有杀死的意思，还有责问、谴责、惩罚之意，在此都通，但有人认为，诛韩非，就是把韩非杀了。）　　这两种说法的相同处，是韩非之死，跟姚贾有关，也跟秦王有关。不同处，是司马迁笔下的韩非，是个无辜受害者，而《战国策》里的韩非，则有引火上身，咎由自取的味道。　　但这两种说法，都有让人无法释疑的地方。　　《战国策》的那篇文字，除了事由，只有三段对话，然后，秦王就把韩非给杀了，——假如那个诛字，真的是杀死的意思（《秦五 四国为一》注有“韩非，韩公子也，著刑名之书十余万言。是时在秦，故知之也。终死于谮姚贾也。”此即解诛为杀）——生硬，突兀，一点说明没有。　　况且，此事的背景也让人生疑。韩非、姚贾、秦王的同时之间，有没有过一次所谓“四国为一、将以攻秦”（《秦五 四国为一》）的事件？还造成“‘寡人屈于内，…为之奈何？’群臣莫对”（同上）的局面？众所周知，韩非、秦王见面后的第三年，秦国就正式灭了韩国，之后九年，陆续扫来其余五国。在此前夕的大秦王朝，竟然还有过一次难以想象、匪夷所思的“群臣莫对”的场面？再说，此事的注释，——历史上《战国策》注屡经人手，此注未标明何人所作，——也让人费神迷惑，“四国，燕、赵、吴、楚也”（齐鲁书社版《战国策》86页）——吴国早于春秋末年灭于勾践的越国，怎么到了战国末期，又联兵燕赵楚进攻秦国？（《秦五 四国为一》正文引韩非语：“贾以珍珠重宝，南使荆、吴，北使燕、代之间三年，四国之交未必合也”，或许注文的燕赵吴楚四国，来源于此。但一则，这里所谓荆吴燕代，也许更多是指地名而非国名；二则，代，能即是指赵国么？）辞世的前复旦大学教授扬宽，在其所著《战国史》中，采用这段史料，但把吴国改成魏国，却未加以任何说明（见扬宽著《战国史》，上海人民出版社，第452页）　　再说《史记》。　　司马迁写韩非之死，写得简练、生动、传奇，前后相连，看上去有理有据，然若仔细推究，同样让人疑心难释。　　韩非从韩国到秦国，按司马迁的说法，是“秦王见《孤愤》、《五蠹》之书，曰：‘嗟呼，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，死不恨矣！’李斯曰：‘此韩非所著书也。’秦因急攻韩。”（《史记‘老子韩非列传》）——“死不恨矣”、“因急攻韩”八个字，惊心动魄、排山倒海，所谓人生得一知己足矣，被千古一帝秦始皇引为知己，以这种方式引为知己，不是空前绝后，也是绝无仅有了。——然而，费尽如此心机，为着李斯一句话，秦王就把韩非杀了？　　杀韩非，具体操作者是李斯。按某种流行的理解看法，李斯是杀害韩非祸起萧墙的煽风点火者。李斯为何要杀韩非？照理说，韩非是李斯向秦王介绍的，韩、李二人还有同窗之谊，——但有人说，正因为俩人是同窗，李斯嫉妒韩非，所以杀了韩非。何以证明李斯嫉妒韩非呢？《史记老子韩非列传》有“（韩非）与李斯俱事荀卿，斯自以为不如非。”“斯自以为不如非”，就一定是嫉妒？嫉妒就一定要杀人？当然，说李斯嫉妒韩非，还有一个证据，那就是“李斯、姚贾害之”的“害”字。《史记屈原贾生列传》“上官大夫与之同列，争宠而心害其能”一语，其中的“害”字，通常都作嫉妒解，但《史记老子韩非列传》的话是“李斯、姚贾害之”，看来不仅是李斯一人，因同学关系而嫉妒。那姚贾为何也嫉妒韩非？假如“害”字真作嫉妒解，那姚贾嫉妒韩非，就至少缺乏背景交待。　　总不能笼统来一句，因为韩非有才，所以，但凡一殿为臣的，都嫉妒他，都想弄死他。　　司马迁写韩非之死，还留了个“尾巴”，即“韩非欲自陈，不得见。秦王后悔之，使人赦之，非已死矣。”这是个极富戏剧性的“尾巴”。短短两句话，蕴含却相当丰富。一，它说明韩非不想死，但不得不死；二，它从侧面强化了李斯谋害韩非的说法；三，韩非之死，具有偶尔性。假如韩非能见上秦王一面（不得见的原因，是李斯捣鬼，还是秦王不愿见？）又假如秦王后悔得早一点（后悔，是在暗示杀韩非杀错了么？），韩非不就不会死了么？　　——韩非是不是死于偶然？　　《史记》之中，另有几篇，也写到过韩非之死，如《秦始皇本纪》、《六国年表》和《韩世家》，但都是蜻蜓点水，片言只语，不足以构成一种完整的说法，最多只能说明，韩非的确是死于秦人之手。　　韩非的死因，因此陷于扑朔迷离之中。究竟是无辜受害，还是咎由自取，抑或，还有别的原因，比如，自杀，或确实是一不小心杀错了。韩非的自杀倾向，下文将予以略述；而一不小心杀错，也不是没有可能。兵荒马乱的年代，杀人，从来不须严密的逻辑，也不必件件都太在意，就算曾经真的喜欢，那又怎样？喜欢你，不代表不会杀你，而且，正因为喜欢你，才越有可能杀你。杀了你，再后悔，装作后悔，或根本就不后悔，那都是另一回事了。——不管怎么说，韩非之死，司马迁和《战国策》太过简略的笔触，给人留下了难以释然的空白。　　这中间，一定发生过别的事。　　发生过不说不明，一挑即亮，足以廓清事件原委的事。　　只是，我们也许，——或者应该说肯定，——再也无从知道，当初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。　　又有谁愿意追究，——能怎么追究，——当初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？　　从《战国策》和司马迁那两段仅有的叙述看，韩非之死，至少跟三个人直接有关：李斯、秦王、姚贾。　　先说姚贾。　　韩非之死，姚贾是个容易被忽略的角色。原因就在于所谓的“名人效应”。如果说李斯在中国历史上称得是赫赫有名（相对而言），那姚贾就只能说是汲汲无名（也是相对而言）。所以，韩非之死的追光灯，都打到了李斯的身上，而让姚贾从人群的包围目光中，悄悄溜走了。尽管如此，有一点，应该为大家注意到了，即《战国策》和《史记》对韩非之死的叙述，不约而同，写到了姚贾，《战国策》更是直指韩非死于姚贾。要知道，《战》、《史》在韩非之死的叙述上，有着显而易见的差异，从史料互证的角度说，正因为这差异的存在，也就更强化了其相同点的可信性（司马迁写韩非之死，是否取材了《战国策》，恐怕非易言之事。简言之，若取自《战》，则李斯之事何来？此说明，司马迁至少另有所本。）在这种情形下，韩非之死，李斯只出现一次，而姚贾二度在场，就无论如何不应成为可以轻易忽略、弃置不顾的细节。姚贾在韩非之死过程中的二度在场，固然不是说这里有什么春秋笔法，但事出有因，应该没有疑义。　　因此，必须追问一句：　　姚贾何许人也？他与韩非之死的真正关联何在？　　翻查相关典籍，姚贾的名字，总共见到四处。除上述《史记》、《战国策》外，另两处，也在《战国策》中。一是《赵四赵使姚贾约韩魏》“赵使姚贾约韩魏，韩魏以友之。举茅为姚贾谓赵王惠曰：‘贾也，王之忠臣也。韩、魏欲得之，故友之，将使王逐之，而己因受之。今王逐之，是韩、魏之欲得，而王之忠臣有罪也。故王不如勿逐，以明王之贤，而折韩、魏招之。’”；另一处是《魏四周最（同音假借，取字上加宝盖头）入齐》“周最入齐，秦王怒，令姚贾让魏王。”　　其实即使不知道这两条，单从《秦五四国为一》也能看出，姚贾的职业与身份（加上这两条就更加清楚）：姚贾是个标标准准，专以外交为务的游说之士，也就是所谓的纵横家。　　至此，韩非与姚贾冲突的起因与实质，已清楚显现，呼之欲出。　　在后人关于韩非与诸家学派（纵横家算不算一家学派，这既是个习惯用法问题，也是个仁智之见的问题。章太炎就干脆把儒家和纵横家合二为一。见洪治纲主编《章太炎经典文存诸子学略说》，上海大学出版社）关系的论述文字中，韩非对儒、墨两家的苛责、冲击，往往名列首位，而对于纵横家的言语、态度，倒较少见于提及。这是围绕在韩非身上众多误解的其中一项，也是中国文人懒惰思维的又一处“经典废墟”。事实上，韩非平生两大仇敌，在内，是“重人”、“擅臣”；在外，即是纵横家。如果说韩非对于儒、墨两家的指责，主要在于“无用”，那对于纵横家的攻击，则直指“有害”。《韩非，他被谁抛弃》写到韩国正是毁于纵横运动。其实毁于纵横的又何止是韩国。这场发生在先秦结束前夕、席卷当时天下、持续百年的“国际化运动”，不仅是中国历史在那个阶段的必然发作，反过来，又以风卷残云的气势，强力推动、改变了当时，乃至今后中国历史的进程与面貌。如果说在当时，在“学术与研究”领域，是所谓儒、墨、道的地盘，那在现实的天空下，在红尘滚滚的大地上，真正风光无比的，却是纵横家。虽然纵横家在争鸣诸子中的排名是边缘化的，但他们才是时代和社会的主人，最大利益获取者。纵横家忙于天下兴亡，但他们从不把谁兴谁亡放在心上，他们关心的，是从这兴兴亡亡中，可以获得多少利益和利润。因此，纵横家是有史以来最伟大、最成功、最无道德价值感的“国家股票经纪人”。韩非痛恨纵横家，韩国的毁亡是主要和直接原因，但在思想上，至少，这三点，也是冲突的要害所在。其一，纵横家没有任何固定不变的理念与道义，只讲成败，不论是非。他们行走江湖，靠的是看山说山，见水说水，逢人说人，遇鬼说鬼，见机行事，随机应变，怎么有利怎么玩。而韩非，却是一个顽固、顽强的原则主义者。韩非在不同文中，多次强调，投机取巧、侥幸图存的“恃外”（即纵横之术），是最凶险、最不可靠的败亡之道，只有“强法”、“守法”、“以法治国”，即内部自强，才是长治久安的大道。韩非在肯定外交重要性的同时，一而再，再而三地指出，靠外援，是靠不住的（见《韩非子》中《亡征》、《饰邪》、《五蠹》等文），针对的，都是纵横而言。这是韩非与纵横家的根本冲突和矛盾所在。二，韩非是坚定不移的国家（君主）至上主义者，而纵横家则是“国家股票经纪人”，因此，在纵横家与国家（君主）之间，就存在着尖锐、分明的韩非所谓“君臣不两利”，也就是公利与私利的对立状况。照韩非的看法，纵横游戏的最终结果，必定是国家被掏空，从而败亡，而纵横家却赚得盆满钵满。三，韩非是极端规矩主义者和安定主义者，纵横家的本质，却是商人。商人的一个特点，是流动性，纵横家更是流动的专家。商人、经纪人还有个特点，就是炒作，又名煽乎，没事都能给你忽悠出两道彩虹，何况时代到了，正是翻江倒海的好年头，什么样的人间奇迹创造不出来？但在韩非眼里，这中间，隐藏着极大的不安定因素。在韩非眼里，纵横家的问题，是整体流民（游民）问题的一部分（《韩非子·五蠹》中的五蠹，基本就是游民，纵横家正是其中一员）。而流民（游民）问题，是中国社会自古及今，最为严峻的问题。但凡一位真正的思想家，没有人没关注、思考过流民（游民）问题。　　由于历史书写的选择性倾向，纵横家在中国历史上的作用和影响，被巧妙得刻意淡化了，边缘化了。这一做法，客观上，间接、无意识地掩盖了韩非的部分意义，从而影响了对于韩非的整体评价。　　回到《战国策秦五四国为一》的具体叙述来看，韩非对姚贾的指控，冒昧而草率，不实而怪诞（成分论都搬出来了），很是站不住脚，结果弄得自己一个趔趄，正好作了姚贾脚下漂亮的“上马镫”。其实，如果对照《韩非子》，人们也许会觉得，《战国策》里的韩非，跟《韩非子》的思想、说法，颇不相合（韩非至少不搞成分论，况且，韩非一再申明，“不求清洁之吏”（《八说》），反倒是姚贾的说辞，更像韩非的出言吐语。但撇开这些表面现象，韩非与纵横家的矛盾，是一致未变的。　　以上所言，当然是从大处着眼。　　如若时光得以倒转，我们也许会看到，韩非与姚贾的矛盾、冲突，原来另有原因，比如，同时爱上了一只鼻烟壶，或一个超女，诸如此类，但这充其量只是韩、姚冲突的导火索。不管韩、姚冲突的直接原因和表面原因是什么，韩非与身为纵横家姚贾的基本矛盾，始终存在，并无可回避。　　最后补充两句，韩非将自己的一生，至少半生，献给了反对纵横家的殊死事业，但韩非自己，却正是一个，至少半个，纵横家。韩非拥有纵横家必备的最精锐的言说能力（书面形式的）和思想意识，只不过没到过一个纵横家起码应到过的国家数（最少三个以上吧）。韩非的纵横化，是那个时代的整体投影。韩非在公元前140年陪张仪、苏秦一道，被汉武帝清除出局，说来不是没有半点缘由的。　　再说说李斯。　　很久以来，在相当大的范围内（学术界和民间），李斯一直被认定为杀害韩非的罪魁祸首（不少人眼中，还是唯一的凶手），这已成为一种既固定又流行的看法。杀人动机被确定为因同学关系而嫉妒，证据则是司马迁的那段话。与此同时，也存在另一种反向看法，即不认为李斯是杀害韩非的凶手，证据是《史记·李斯列传》中，李斯引用过韩非的话。李斯引用了韩非的话，就证明李斯不会杀韩非，跟李斯与韩非同过学，就会嫉妒，嫉妒就会杀人，是同一条思维理路，一条看似言之凿凿，实则让人哭笑不得的思维理路。其实说起来，李斯杀了韩非，还是没杀韩非，或者谁杀了韩非，谁没杀韩非，如果没有新的、有足够说服力的资料从地下出土，韩非之死，只能是千古之谜。也许事实就是司马迁所写（最真实的事实，往往简单、直接，而且，常常不太符合逻辑。）也许，——假如有人说，说了你别惊讶，——原因是韩非、李斯同学期间，埋下一段情愫，咸阳重逢，旧情重炽，孰料斜刺里杀出个程咬金，被雄霸天下的秦始皇横插一杠，上演了一出惊天动地、旷世奇闻的“断袖大战”，结果，文弱秀气的韩非殒命其中。——你不也没折，只好干瞪眼么？谁叫你的“腰杆”不够硬呢。　　因此，在韩非之死，及与李斯，或某某人的关系上（放言之，在一切疑义性历史问题上），过分粘滞、拘泥本身严重短缺，疑影难去、孤立无征的史料，辅以轻率的联想，期以得出必然的结论，无异于胶柱鼓瑟，易沦为无意义的举动。若稍稍后退些许，拓展视野，重调焦距，也许，反而能看到些别的内容。　　李斯辞别荀子，奔咸阳，十数年间，从吕不韦门人（郎），一路攀爬，长史、客卿、廷尉，直至官居宰相，位极人臣，显示出极为成功的政治素质与才能：有想法，敢想敢干，判断准确，当机立断，勇于承担，雄才大略，能言能行，尤其是谏逐客一事，不仅是李斯个人仕途的枢纽转折点，同时，为秦国，也为李斯自己，保留了大批关键、重要的人力资源。其实，且不论政治实践能力，单就“实用理性”而言，李斯决不输给韩非，说李斯嫉妒韩非，我不知道，这是哪个山洞，吹出的风。　　但李斯的政治才干，在韩非眼里，却可能是朵不祥的云。　　这里又触碰到那道无法绕道、回避的铁栅（韩非与姚贾关系的阐述，也必须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），即韩非来到秦国，究竟是种什么情况？是单纯地奉诏出使，最后命丧他乡？还是借机摆脱了他的“第一次政治婚姻”，——对于祖国的“政治婚姻”，——决意在异国他乡，一展平生报负（即使战国末期，这也并不稀奇，李斯等人皆可为例。事实上，整个春秋战国，除了屈原，绝大多数名人，都不是祖国忠诚的儿子）如果是前一种，那韩非就是单纯的国家利益牺牲者，而且，还真有点为国捐躯的意味（韩国已是行将就亡的奄奄一息，李斯和秦王还用担心韩非回国后能力挽狂澜？韩非真要有这机会和能耐，何至于事到如今，事已至此？李斯真要是说了“非终为韩不为秦”，那他的《谏逐客书》，也就成了一页废纸，瞬间崩塌）而如果是后一种，那就得另当别论。　　如果说韩非从韩国到秦国，是已下定决心，要投身秦帝国统一中国的伟大事业，加入到历史的洪流铁蹄，那韩非与李斯的矛盾，就顺理成章。　　如果说一个人生下来，天生注定要做一件最符合自己的事，那最符合韩非的事就是：官场监工。韩非是天生的“官场猫头鹰”。那大大小小的官员小吏，就是“官场森林”里的“虫子”。终其一身，韩非都是以一种警惕、紧张、锐利、仇视的目光，紧盯官场。韩非似乎天生与官有仇，官位越高，仇意越浓。　　李斯能不成为他的目标？　　前面说过，韩非平生两大仇敌，一是“重人”、“擅臣”，二是纵横家。李斯的一生，就是走向“重人”的一生。如果韩非真把秦国视为“新祖国”，铁心为秦王尽忠效力，以他狐疑、尖锐、敏感的思想性格，跟李斯产生矛盾，就决不是难以理解的事（始皇乍崩，李斯稍一作姿态，旋即加入谋反集团。当然这是后话，不提）。何况，李斯的身上，还背负着纵横家的影子。还记得《史记老子韩非列传》中那句：“李斯、姚贾害之”，从上下文的语气看，这句话是李斯、姚贾置韩非于死地的起因。“害之”，既可直接解释为：陷害他，谋害他，也可能包含着“以之为害”的意思，——这家伙实在太碍事了。——官场冲撞，利益往往是真正的触动因。以韩非的国家君主思想，以李斯、姚贾的身份背景与处境，以韩非的偏激、极端思想、心理、性格，矛盾、冲突，不在今天爆发，就在明天爆发；不在上午爆发，就在下午爆发。只不过是爆发的时间问题，方式问题。　　秦王与韩非的关系，在人们的印象中，总有点暧昧的味道。爱得奇特而凶猛，死得蹊跷而遗憾。但若拨开浮云，其实一切也都符合逻辑。这一点，可以从韩非之后，中国社会数次重演的同构版本中，悟出此道。韩非与秦王，无疑是韩非之死的重头戏，有兴趣者参阅拙作《韩非死于秦王的第三种猜想》。　　最后，说说韩非的自杀倾向。　　韩非的自杀倾向，用一句话说，就是：明知是个死，偏向死中行。　　《韩非子》全书，若按涉及人群划分，可分为五类：君主、官员、民人、知识分子、法术之士。五类之中，除君主外，其余四类，互有交叉、交融，但分类的界限，是存在的。韩非属不属于法术之士，韩非自己，没有像“我是共产党员”那样，明确说过；但韩非在《问田》中，正面回答堂溪公，“然所以废先王之教，而行贱臣之所取者，窃以为立法术，设度数，所以利民萌、便众庶之道也”，透过此言，假如说韩非对于法术之士，正像鲁迅晚年在那封《答托洛斯基》信中所说：“那切切实实，足踏在地上，为着现在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奋斗者，我得引为同志，是自以为光荣的”一样，视己为其中一员，应当不是什么牵强、穿凿之论（司马迁《老子韩非列传》太史公曰的那段话，也应视为此意）　　因此，韩非对于法术之士的议论，也就可视为韩非自己的某种心声吐露，尤其是韩非对于法术之士生死处境的动情描述。　　“是以智法之士与当涂之人，不可两存之仇也。……故资必不胜而势不两存，法术之士焉得不危？其可以罪过诬者，以公法而诛之；其不可被以罪过者，以私剑而穷之。是明法术而逆主上者，不僇于吏诛，必死于私剑矣。”（《韩非子孤愤》）　　不僇于吏诛，必死于私剑。　　十分肯定，毫不含糊。　　《和氏》一文，更明确指出，法术之士，必死的原因，即法术之士所得罪的三个对象：　　“则法术之士乃群臣士民之所祸也。人主非能倍大臣之议，越民萌之诽，独周乎道言也，则法术之士虽至死亡，道必不论矣。”　　“二子（吴起、商鞅）之言也已当矣，然而枝解吴起而车裂商君者，何也？大臣苦法而细民恶治也。”　　“群臣士民之所祸也”，“大臣苦法”、“细民恶治”，这说法不管客观属实，臣与民，已是对头；再加上“明法术而逆主上者”、“又将以法术之言矫人主阿辟之心，是与人主相反也。……以反主意（反人主之意）与同好恶争，其数不胜也；”（《孤愤》）　　对立一面，官、民、君三者，尽在其中。　　一个社会，除了官、民、君，还有谁？　　这么一种“全民公敌”、“无党孤特”（《孤愤》）的濒危处境，韩非在《奸劫弑臣》中，将其概述为“处非道之位，被众口之谮，溺于当世之言，而欲当严天子而求安，几不亦难哉！此夫智士所以至死而不显于世者也。”——“至死而不显于世者也”，已算好的结局，真正的要害，在“求安，几不欲难哉！”。逆世而行，千夫所指，唾沫星儿如百八十条消防水柱，还得加上一个动辄翻脸、一怒即杀的“严天子”，可不是“求安，几不欲难哉！”么？　　韩非们即使不死，也早已断绝了活路，——终将走向死路。　　所以，当堂溪公言之谆谆地告诫韩非：“臣闻服礼辞让，全之术也；修行退智，遂之道也。今先生立法术，设度数，臣窃以为危于身而殆于躯。何以效之？所闻先生术曰：“楚不用吴起而削乱，秦行商君而富彊，二子之言已当矣，然而吴起支解而商君车裂者，不逢世遇主之患也。”逢遇不可必也，患祸不可斥也，夫舍乎全遂之道而肆乎危殆之行，窃为先生无取焉。”韩非的回答，却显得义正词严，直率而不够礼貌（俩人之间，可能存有年龄差距）：“臣明先生之言矣。夫治天下之柄，齐民萌之度，甚未易处也。然所以废先王之教，而行贱臣之所取者，窃以为立法术，设度数，所以利民萌便众庶之道也。故不惮乱主暗上之患祸，而必思以齐民萌之资利者，仁智之行也。惮乱主暗上之患祸，而避乎死亡之害，知明夫身而不见民萌之资利者，贪鄙之为也。臣不忍乡贪鄙之为，不敢伤仁智之行。先王有幸臣之意，然有大伤臣之实。”　　“先王（当为先生）有幸臣之意，然有大伤臣之实。”　　韩非认为，堂溪公虽是一番好意，但不了解自己，误解了自己，甚至，伤害了自己。同时，“惮乱主暗上之患祸，而避乎死亡之害，知明夫身而不见民萌之资利者，贪鄙之为也。”之句表明，韩非早已下定了向死而行的决心，做好了向死而行的准备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