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44年,我在湘西沅陵办一张《力报》,这张报原先在长沙出版,长沙大火后迁到了邵阳,但是不久却被国民党政府非法查封,我也因此被捕了。出狱以后,《力报》同人相互约定:如有复刊机会,我们无论如何都要回来共同奋斗。因此沅陵《力报》一出版,我就不远千里赶回去了。只是沅陵《力报》内部不尽如人意,有几个朋友主张另外办一份《中国晨报》,而且推我作为《中国晨报》的副社长兼总编辑。
《中国晨报》放在什么地方出版,那时沅陵已经有五家日报,这个只有几十万人口的地方,恐怕不能增加报纸了,于是我想到了晃县,晃县是湖南最西边的一个县,更西就是贵州省的玉屏了。
1944年秋天,我就到晃县去找社址,说也巧,正是当地一个绅士为了“西南大旅社”的房产问题同当地县政府闹纠纷,我乘此机会,说通双方,把西南大旅社租了下来,解决了《中国晨报》社址的问题。1945年元旦,我的《中国晨报》在晃县出版了。对开四版,言论、要闻,一应俱全,在湘西的历史上创造了一个奇迹。当时晃县的县长雷梦炎先生,也认为是晃县的一大奇迹,亲自跑到《中国晨报》来祝贺。
《中国晨报》由蒋牧良编副刊,蒋是共产党员,他在报社内部发展了组织,成立了支部。他有许多文章与成都的一家进步报纸同时见报,湖南大学的学生,兰田师院的学生经常来找他,而报纸也经常登些内地报纸不敢登的稿件,因此报纸出版不久,国民党就说我们是“湘西的新华日报”。我也没想到,在这么一个荒辟的地方,竟然享受到了这么一点儿新闻自由,因此,几十年来,我对于晃县这个地方,一直留下了很好的印象。我通读了《晃县小记》,发现这个书名原来是我1994年6月14日为《人民日报》写的一篇短文,现在新晃的朋友们却把他编成一本二十多万字的游记。《编后记》中说:“这是一本编给未来的书。”“但愿这本书能成为一张岁月的底片,由未来的人在心灵中慢慢冲洗。”
但是,《晃县小记》却使我重新回到了晃县,这个夜郎古国,其风光旖旎,人物朴实,实在是一个旅游的好地方,不敢自闭,谨向读者推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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