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,父亲的铁匠手艺是我们这里远近闻名的。本村的、邻村的,只要是铁锨、耙子坏了,都喜欢拿来让父亲修一修,父亲从不要人家一分钱。父亲说:“抬手之劳,算不得什么!”
父母养活我们姊妹七个,那时是靠工分吃饭的,父亲干一天,累死累活只能挣十分。姐姐们还得上学,弟弟妹妹又小,全家是常年吃饭顿顿少、生活时时忧。
记得三姐高中毕业那年,父亲在家的小院子里放了一个砧子,垒了一个炉子,开始教我三姐学打铁。一切齐备,父亲发了愁,那时候,铁卖一角五分钱一斤,粮食最便宜的是红薯干,八分钱一斤。当时的日子连红薯干都买不起,别说买铁打了,借铁更不可能,谁家也不会存些铁呀。正当父亲不知咋办时,一天中午,生产队长找到父亲说:“二伯,快要犁地了,你去咱队里仓库里,把那些废铁找找,拉回去给队里修修犁、耙。另外队里给你一天记十分工分,给人打下手,妹子每天记三分五,你看中不中?”父亲一听这事,连声说“中中中!”随后队长说什么,父亲硬是没听见。当时顾不上吃饭,父亲和我拉着架子车,跟着队长就去了生产队的仓库,在仓库旮旮旯旯找了个遍,大大小小的铁块块和铁条找了几荆篮,看着这些锈迹斑斑的烂钉烂铁圪塔,父亲脸上写满了惊喜。
有了铁,生起了炉子,支起砧子,我家的铁铺就算开张了。三姐跟着父亲抡起了打铁的大锤。开始时,总把父亲的手锤碰飞。别人说:“这是男孩子们干的,女孩子能干吗?”父亲笑着说:“慢慢学吧。”父亲很快把生产队的活干完,还帮队里多打了几张十齿耙子。队长连声说:“谢谢,让你受劳了。”
剩余的铁,小铁打小钉儿,大铁打成锄。打锄就不象打钉儿那么容易,一张锄必须两天才能完工,上午把锄开出来,下午把锄打成成品,第二天用锉把锄锉得有角有棱,亮铮铮的。这时候,父亲总是怀着舒畅的心情,认认真真在锄的正面骄傲地刻上自己的姓“刘”。每打完一张锄,父亲都会拿在手里翻来覆去地看看、照照,再修修,再看看,实在挑不出什么毛病,才把锄放在地上,带着成功的喜悦直起腰,习惯地点一根烟,休息一会儿。
上小学的我,有时只能帮助拉几下风扇。一天晚上,稀疏的星星挂在天空,微茫的月光洒在院子里,给秋后的夜晚增添了几分凉意。父亲说要抓紧时间把锄开出来好赶会,姐姐们都有活干,所以把我叫来扇火,干一会还可以,时间长就不想干了。三姐说:“再干会儿有你一个荷包蛋吃,”一听有鸡蛋吃我就来了精神,把风扇拉的呼呼响,就只为了那很少吃的鸡蛋。叮叮咚咚的打铁声音在晚上格外响亮,三姐的大锤跟着父亲的手锤在锄上打了一遍又一遍。夜深人静,又困又累的我只想睡觉,一会儿两手拉着风扇杆就进入了梦乡。父亲让我去睡觉,迷朦中的我转身往屋里走。三姐说:“你现在去睡可没鸡蛋吃。”我说:“不吃算了。”……连说话走路都象梦游一样,我哪还有心想鸡蛋呀!三姐比较聪明,又肯吃苦,十多斤的大锤在父亲的指教下,一学就会,手和胳膊肿了,也没让父亲知道,就这样经过千锤百炼,三姐把大铁锤舞的像挽了花一样轻松,好象要把生活的酸甜苦辣都舞到了打铁当中去。打锄、打耙子、打刀,三姐样样都会,人见人夸,这时父亲脸上总会堆满骄傲的笑容,对别人说:“谁说俺家的女子不如男。”
在那个年代,父亲和三姐打制的锄、耙子等铁器可到集市上换些钱来补贴家用。父亲的铁匠铺里,父亲的操劳,三姐的辛苦换来了我们全家的“幸福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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